在经历大规模战争后，清朝最终统治了四川，但已是川南“遗民百不存一”。人口凋零，宜宾茶业迅速衰落，茶叶处于“园荒户绝”“农商俱废”的境地。“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兴起之后，大量移民迁入宜宾垦荒兴农，带来了改良后的茶苗和种茶技术。清康乾时期，对四川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川茶得以复苏壮大，从而带来宜宾茶叶的复兴，对宜宾边茶制造业和边茶集散地市场繁荣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宜宾大量生产边销茶，其生产的“金玉茶”“金尖茶”“条茶”经蒸制、发酵、压紧、烘干而成砖茶，受到藏区人民的喜爱。

　　砖茶

　　光绪年间，宜宾形成了栈房街、走马街、土硚子、光复街等宜宾最早的“商业圈”。在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宜宾茶叶交易已达10万担(1担等于50公斤)。宜宾所产的茶叶,如兴文“白茶”“酱丁茶”“红白藤茶”、珙县的“珠兰茶”、筠连县的“芽茶”都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远销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地。

　　清朝末年，宜宾开始出现初制红茶的雏形。在清朝宣统年间，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一带经营茶叶等山货生意的宜宾县敬梓场雷家湾人雷玉详，因躲避战乱回到宜宾老家。同时带回了当时风靡海外的当地特产“正山小种红茶”产品及制作技艺。他回到家乡后，在今高县可久镇高岭村和今叙州区观音镇红豆村选择了2个作坊，开始试制红散茶，用“正山小种红茶”工艺制作试销后发现当地四川一带不喜欢“正山小种”的松柴烟味，于是他将松枝加温萎凋改为自然萎凋，改松枝烟熏烘焙为木炭烘焙，且加工的茶叶带有特殊的橘糖香，形成了“川红工夫”(红散茶)初制工艺的雏形。

　　雷玉祥(画像)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后，宜宾境内茶叶生产有所发展。民国元年至25年(1912—1936年)，筠连县茶叶最高年产量达350吨，1936年茶叶产值达9.79亿元(法币)，是农村经济最大收益之一。高县茶叶多种于地边、洼地、沟埂、土坎、荒坡，民国38年(1949年)茶叶总面积达7000亩，产茶250吨。宜宾县在民国23年(1934年)全县茶叶面积就达1.2万亩，茶叶产量达1800吨。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县茶叶生产虽受到一定影响，但茶叶仍是农民一项重要经济来源。1949年，今市境内茶园面积约17000亩，茶叶总产量1079吨。

　　清末民国时期，宜宾茶叶主要可用“散”字形容，这既是指宜宾除了生产金玉、金尖等毛茶用于边茶(紧压的砖茶)外，本地茶大多制作成晒青、炒青、毛尖等“散茶”(即没紧压的茶)，也是形容宜宾茶叶都是小作坊生产，没有大型茶厂，“散”字也形象地体现了宜宾茶叶生产没有形成规模化、品牌化、精品化生产。宜宾茶叶时间早、产量大、叶质好，可大部分茶叶用于制作边销茶。

　　20世纪40年代的宜宾城金沙江沿岸

　　宜宾最早的现代茶厂是陈廷杰于民国6年(1917年)所建。当时，陈廷杰于宜宾、崇庆(今成都崇州市)、筠连三地建茶厂，以宜宾为总厂，以新法制造绿茶，运往上海出售，获得上海人的喜爱。售茶人员回川时，上海茶商百余人“夹道相送，殷殷相嘱，望再来多办”。后来由于资金有限，财政困难，兼连遭兵灾，茶厂停办。陈廷杰之后，宜宾宝元通公司于民国34年(1945年)创办了宜宾宝兴茶厂，所生产的“宝兴茶”受到热销，除了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新加坡、印度。宜宾宝兴茶厂为后来生产川红工夫的宜宾茶厂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宜宾“川红工夫”红茶发展专题研究》，宜宾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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