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有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武夷茶的价钱已经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五口通商以后，武夷茶主要沿崇阳溪，经建溪入闽江直达福州再转运他地，既可直接通过海路运抵闽南各港口，又可直抵汕头、广州、港澳等地，这样既缩短了行程，又节省了费用，茶商获利更厚。当时有诗歌描述茶商频繁往来武夷山的盛况称：“腰缠百万赴武夷，主客联欢入大关，一事相传堪告语，竹梢夺得锦标还。”“雨前雨后到南台，夏广潮汕一路开，此去武夷无别物，满船春色蔽江来。”致使地处武夷茶运销之黄金水道建溪、闽江及沿水各县，因茶叶可顺流而下的便利，发展很快。

　　不必详述当时已闻名世界的产茶重地武夷山地区，《沙县志》(1928年)载：“乌龙茶在同治初(1862年)出一万余箱(每箱40斤)，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1884-1902年)计增至三万五千箱。”到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万担，约占当年全国年出口总量的1/3。这期间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以武夷茶为代表的闽北乌龙茶区和以安溪为代表的闽南乌龙茶区。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使清政府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大炮轰开的厦门港，极大地促进了福建茶业的发展，甚至，直接地促使茶叶从业者对茶树品种、茶叶品质进行改良。安溪乌龙茶、福鼎政和的白茶，都在之后一段时间出现飞跃式的进步。